1980年1月，主持总参工作的开国上将杨勇，为了欢迎张震调入，在京西宾馆设宴两桌，花费400元公款，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十个月工资。新任中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接到举报后勃然大怒，直接致电，厉声训斥杨勇，你官做大了，屁股翘到天上摸不得了，今天敢吃四百，明天就敢吞四千。面对雷霆之怒，杨勇羞愧不已，连夜登门认错，并且自掏腰包退还公款，还在总参党委会上做了深刻检讨。
黄克诚晚年住院时，眼睛已经看不见了，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弱。
医生想尽办法用药，他却不大愿意，话说得很平静，大意是自己的病已经很难根治，贵重药品别都耗在这里，留给更需要的人。
旁人听着心里发紧，他却像在安排一件再寻常不过的小事。
这个人一辈子都这样，自己能省一步，就不肯往前多迈半步。到了公家的钱、公家的车、公家的规矩上，更是半点不肯含糊。
一九七八年研究黄克诚工作安排时，曾有人提议让他去人大或政协担任领导职务。
中央后来更看重他那股不绕弯的性子，把他放到中央纪委常务书记的位置上。这个安排很有意思。纪检工作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抄条文，真到了熟人、老同志、老部下面前，能不能板起脸，才见功夫。
黄克诚恰好就是那种人，平日未必声高，碰到原则问题，谁来都不好使。
一九八零年一月，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在京西宾馆安排了一场宴请。
张震调入总参，李达、张才千调离岗位，老同志迎来送往，凑到一桌说几句话，本来也算人之常情。
席间气氛不差，大家都是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人，彼此太熟，话题一开，旧事便跟着冒出来。
可饭局散后，账单递上来，四百元公款，事情的味道立刻变了。
四百元在当时不是小钱。
一九八零年，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只有七百六十二元，许多普通家庭一年到头都要精打细算。若是自家掏钱，谁都能说一句个人情分；一旦记到公账上，就不是“吃顿饭”三个字能轻轻带过去的。那时中央纪委恢复工作不久，党风整顿刚把架子搭起来。
前一年，中央对高级干部生活待遇已作出明确规定，公款请客送礼不能碰。
规矩摆在那儿，不是谁资历深，谁就能绕开。
那几年，群众对干部搞特殊、讲排场格外敏感，中央纪委收到的大量来信里，党风问题占了很重分量。黄克诚心里明白，纸上的规定若不能落到具体人、具体事上，迟早会变成一张空纸，压不住人心。
消息传到黄克诚那里，他很不痛快。
有人替杨勇说情，觉得两边都是老部下，况且那阵子迎来送往并不少见，是否可以低调处理。黄克诚不吃这一套。
他认的不是面子，是界线。
越是熟人，越不能把事情做软；越是老部下，越不能让人觉得纪律到了自己门前就会拐弯。
杨勇最初未必不委屈。
他和黄克诚、张震都有旧，战场上的交情不是酒桌上临时攀出来的。抗战时期，黄克诚率部挺进华中，与彭雪枫部合编为第四纵队，张震担任参谋长。那几年兵荒马乱，谁身上没沾过泥，谁没在夜里摸黑赶过路。也正因如此，黄克诚的批评才更沉。
他并不是不念旧情，而是不肯让旧情挤掉公义。交情若非要靠公款撑场面，反倒轻了。
黄克诚后来专门同杨勇谈了这件事，话不绕弯，态度也重。
杨勇听进去了，赶去认错，把四百元补交回去。老战友之间没有闹到翻脸，规矩却重新摆正了。
那一晚真正被拦下的，不只是一次超标准宴请，更是一种很容易滋生的心态：官做久了，事情办大了，生活上的小口子似乎也能多开一点。黄克诚偏要告诉人，不行。
他敢这样说别人，是因为自己先把这条线系得死紧。
黄克诚家里没有多少“高干气派”。一九四九年一月，他担任天津市委书记，入城时曾讲过，来时穿什么衣服，离开时还穿什么衣服。那不是随口一说，后来确实没有在生活上搞出两套标准。
冬天下雪，七岁的孙子前一晚发烧没睡好，司机担心孩子路上受罪，想用车送去学校，黄克诚也摆手拦住。他不是冷心肠，而是太知道习惯怎么长出来。第一次觉得可以，第二次就成了应该，日子久了，孩子记住的不是关爱，而是特殊。
这种“不伸手”，放到亲属身上也没有改样。
唐棣华的父亲因旧案被捕，一九五二年被决定执行死刑。黄克诚心里不会没有波澜，可他没有借身份去讨情面，只替妻子向组织申请，允许她去见父亲最后一面。公私分明四个字，写在纸上很轻，落到亲情里却很重。很多人讲原则，讲到家门口就软了；黄克诚没有。
他宁愿自己难受，也不肯让组织纪律给私人关系让路。
回看四百元饭局，黄克诚发火并不是为了摆出一副铁面孔。
他盯住的是干部心里的那点侥幸。规矩最怕什么，不是有人明着反对，而是大家都说“就这一次”。
杨勇后来补回饭费，这件事也就落了地。
账本合上了，真正留下来的却不是那四百元，而是一记提醒：职位越高，越不能拿情分给规矩打折。
黄克诚这一生，批别人时硬，管自己时更硬。
那股劲看着有些硌人，却也正因为硌人，才没让许多事顺着人情一路滑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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